摘要：文章基于异质性消费理论的最新进展，分别利用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CHNS）数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通过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分别从宏观和微观视角探讨了居民消费异质性的存在，并测算了异质性消费者的比例，进而探讨经济新常态下收入分哦诶改革、互联网经济发展、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等对居民消费性和消费潜力的影响，最后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关键词：消费异质性，消费潜力释放，生命周期模型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总量均大幅增长，对经济新常态下的居民消费行为产生了显著影响。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调查数据显示，2004年至2014年十年间，居民部门非金融资产总量从35.21万亿元增长至150.52亿元，增长了3.27倍；金融资产从18.04万亿元增长至103.20亿元，增长了4.72倍；总负债从2.81万亿元增长至23.14万亿元，增长了7.21倍。其中，居民负债的增速为资产增速的近两倍。同期，居民可支配收入从9.85万亿增长至42.26万亿元，增长了4.29倍。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在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的背景下，深入探讨新形势下居民消费的变化，对于构建经济增长的消费驱动力，探寻全民共享的经济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现代经济学理论和实证分析技术的进展，研究框架逐渐从同质性模型向异质性模型过度。异质性经济理论模型更加注重对经济个体差异性的分析，同时致力于将经济个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新变化不断地纳入到理论模型中，这也使得异质性的研究成为经济学的研究前沿之一。在消费理论研究领域，由于居民资产存量的显著增长所导致的消费行为异质性，使得传统基于同质性假设的消费理论愈发不能满足我国居民消费相关研究要求。学界和政策制定者愈发认同消费异质性的存在，而居民快速积累的家庭资产成为消费异质性的重要来源。随着互联网金融、普惠金融的兴起，居民可选择投资的资产形式日趋多样化，一方面增加了消费异质性研究的难度，另一方面也为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当前背景下，降杠杆、防风险仍将是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调控的主题。深入探讨消费异质性对居民消费行为以及消费潜力释放的影响，有助于提升经济政策实施效力，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
二、异质性消费理论述评
异质性消费者理论最早于1980年代末提出。该理论假定经济中存在一定比例的非李嘉图式消费者，这类消费者无法实现跨期最优决策，对于临时性收入冲击呈现出显著的边际消费倾向。这也为政府内需调控政策有效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如果经济体中没有足够比例的异质性消费者，则会导致经济刺激政策的失效或收效甚微。以持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理论为代表的经典消费行为理论均认为消费只受生命周期内可支配资源禀赋总量的影响，因而消费者不会对临时性消费冲击做出反应，即边际消费倾向为零，政府内需调控政策仅能通过影响居民长期收入发挥效用。随着经济学“预期革命”的深入推进，经典消费理论与预期结合产生了理性预期模型。理性预期模型认为消费者只对未预期到的收入冲击做出反应。因而内需调控政策的有效性依赖于相应的政策是否被居民预期到，同时要求政策制定者为了保证政策有效性，需要相机“反预期”而行之。之后，风险偏好被引入消费者行为理论中，形成了预防性储蓄模型和流动性约束模型。这两类模型通过引入风险偏好和禀赋跨期调配的交易成本，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被实证研究早已证实的消费过度敏感性的产生机制。但随着近年来数据收集和观测手段的进步，研究者发现包括预防性储蓄模型和流动性约束模型在内的传统消费理论中所产生的异质性消费者比例太低，以至于无法解释实证检验中所发现的如此之多的居民表现出消费异质性行为特征。
国外文献多基于边际消费倾向的测算(MPC)来界定异质性消费者。而在经济低迷期多国政府推出的刺激消费政策，如日本1999年的消费券计划、美国2008年经济刺激转移支付计划(ESPs)，以及2008年中国的“家电下乡”“汽车下乡”政策等，为该类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案例。该类研究多基于可观测的影响边际消费倾向的因素分析收入冲击的影响。理想的观测变量里只有流动性资产存量可以获得，即通过观测流动性资产存量对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来界定消费异质性，并对相应的而政策效果做出评估。虽然早期的研究认为流动性资产的占比能够显著影响边际消费倾向，但多基于对未预期小额收入冲击后果的观测，近年基于大数据的研究并未提供两者存在关联的有力证据。仅仅纳入了流动性资产即资产变现的便捷性，也不能有效解释为何不同消费者流动资产的持有比例有如此大的差异，甚至资产、收入状况类似的消费者也会呈现显著差异。此外，针对边际消费倾向的实证研究也表明，收入的增加和减少所对应的边际消费倾向呈现“非对称性”。综合来看，已有研究成果中提出影响流动性资产持有比例的因素可能包括短期信贷余约束、生命周期资源禀赋的考量、低流动性资产的可获得性、非理性行为等。Kaplan和Violante(2014)、Huntley和Michelangeli(2014)分别提出的双资产生命周期模型为分析消费异质性提供了一个能够有效解释实证观测结果、相对完善的分析框架。
目前我国可使用的包含家庭资产数据的微观数据主要来源有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西南财经大学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北卡来罗那大学的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CHNS)。但能够用于分析收入冲击所对应的边际消费倾向的数据仍十分匮乏。由于基础数据的缺乏，尤其是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难以获得准确测算，我国学者对异质性消费者的研究多集中于流动性约束、城乡差异显著、具有短视性等，主要从宏观层面探讨我国居民的消费行为特征。
三、我国消费异质性的实证检验
1.宏观实证检验。消费异质性的实证分析依赖于对边际消费倾向的准确测量。传统的宏观统计数据及微观调查数据往往难以满足相应测算的要求，国外研究多使用特殊设计的问卷调查或者理论模型的参数估计。我国“家电下乡”政策因不同地区推行存在着“时间差”，借此可通过构建“准实验”评估政策实施效果。具体来讲可以将被观测样本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为受到家电下乡政策影响的家庭，对照组为不受该政策影响的家庭。通过分析政策实施期间实验组和对照组居民消费的差异，可以评估家电下乡政策的效果。“家电下乡”政策旨在通过给予农村居民一定的货币补贴促进其耐用消费品的消费需求。按照传统消费理论，由于消费者能够通过跨期调配资源禀赋，该类政策的效果微乎其微。而依据异质性消费理论，由于资产变现成本、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存在，该类政策能显著促进居民的消费需求。因而，通过评估家电下乡政策的效果，可以有效检验我国消费异质性的存在及程度。
本文运用CHNS调查2006年和2009年数据，选择匹配双差法对家电下乡政策进行了评估。实证结果显示，实验组家庭比对照组家庭的消费增长率高出5.5%，这表明“家电下乡”政策通过为居民提供临时性收入，能有效带动居民的消费需求，即居民对临时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显著为正，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特征。
2.微观比例测算。异质性消费理论表明，资产变现成本的存在直接导致了异质性消费者的产生。经济体中消费异质性的测量除了借助于“家电下乡”等刺激内需政策效果的评估来进行外，也可借助于对微观样本的直接观察。Kaplan和Violante(2014)提出可借助家庭“资产—收入”关系识别异质性消费者。对于异质性消费者，假定每期期初不会持有任何流动性较高的资产，未获取生命周期内更高的资源禀赋，全部禀赋均已预期收益较高、流动性较低的资产形式持有。上述假定下，异质性消费者在每期内的流动资产存量不会超过改期收入的二分之一。因而，如果一个消费者是异质性的，那么其流动性资产的数值应小于当期收入的二分之一，反之则为同质性消费者。据此，则可测算异质性消费者的比例。
本部分使用了CFPS调查2012年微观数据进行测算。经估计，我国消费者中，同质性消费者比例为66.43%，而异质性消费者比例为33.57%。在异质性消费者中，没有任何资产的家庭占比为6.51%，拥有一定数量资产的家庭占比为93.49%。按照预防性储蓄模型和流动性约束理论，只有低收入家庭才会呈现出消费的过度敏感性。现实经济中具有预防性储蓄动机和受到流动性约束的群体不足以支撑高达33.57%的异质性消费者比例。而且在异质性消费者中，绝大多数是中高收入群体，这也与传统理论的预测相矛盾。双资产生命周期模型认为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导致短期内异质性消费者可支配禀赋较少，因而对临时收入有着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表现出类似于流动性约束消费者的行为特征。因而不论是高收入群体还是低收入群体均由可能表现出类似于流动性约束的异质性行为特征。
四、新常态下的消费异质性与消费潜力
我国经济正处于新常态转型时期，居民在消费决策时所具备的消费能力以及所面临的消费环境和消费预期均发生显著变化。这既不同于西方发达经济体，也不同于我国以往发展阶段，呈现出一系列新特征。因而，分析我国居民消费行为特征不能简单套用西方异质性消费模型，需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和居民消费特征变化统筹分析。
第一，收入分配改善带来的消费潜力提升。自1994年以来，我国初次分配格局开始持续恶化，2012年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降低49.41%的历史低点。与之相伴随，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也降至历史低点。但随后，收入分配格局逐步改善，2015年劳动报酬站GDP的比重上升至61.83%，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0%。劳动报酬占比的提高有助于培育更为广泛的中等收入群体，促进居民财富的合理、健康积累。未来随着个税改革、再分配政策改革的推进，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将日趋合理，构建起更为稳固的消费潜力。收入的增长有助于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和流动性约束，有助于降低居民消费异质性，释放部分消费潜力。
第二，“互联网+”推动消费环境升级。首先，互联网为居民消费提供了迥异于传统消费的渠道和体验，推动了居民消费环境的快速升级。便捷的商品选购模式和体验式消费、共享式消费等的兴起，重新定义了消费的内涵。其次，互联网使得消费者的搜寻成本和信息成本大幅降低。消费者借助于网络大数据可以精准的搜寻与自身需求匹配的商品，同时厂商可以详细的分析消费者需求特征，以便供应最符合消费者需求的商品。互联网平台作为一个典型的双边市场，将买方与买方紧密的结合在一起，通过买卖双方的信息交换以及讨价还价等模式，不断推动供给与需求的匹配。再次，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的兴起为居民提供了种类丰富的投资渠道。P2P、现金贷等互联网金融交易平台随之出现，为居民的投资和借贷提供了相比传统金融更为便捷的服务，有效弥补了传统金融体系的服务空缺，有效缓解了居民所面临的流动性约束。同时由于互联网金融产品往往具有较高的流动性和较低的变现成本，能够有效打破双资产生命周期模型中交易成本的约束，降低居民消费异质性。虽然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互联网金融出现了一系列乱象，但经过政府整顿后，互联网金融市场势必更加规范，成为居民资产配置的重要场所。
第三，社会治理体制改进推动消费预期改善。第一，随着我国社保体系、医保体系的日益完善，意外事件对居民财富的冲击风险将大幅降低。“因病致贫”等类似情形发生的概率随之大幅降低。第二，随着教育资源均等化的不断推进，未来子女教育问题将有效缓解，进而减轻居民的教育支出负担。教育支出将向个性化、高品质方向转变。上述转变均会降低聚醚的预防性储蓄动机。第三，政府房市调控政策将极大的降低房市投机需求，减轻住房刚需群体的购房压力。近20年来，在住房投机需求的推动下，房价快速上涨。买方压力导致了相当一部分居民主观压抑消费需求。同时，房价上涨所带来的巨大投机价值也使得房产成为居民首选的资产形态，进一步推动了居民将流动性较高的金融资产转换成流动性较低的房产，为了追求房产升值所带来的禀赋的增加，长期持有房产。随着“租购并举”以及对投机需求的抑制，我国房地产市场将逐步走上良性发展轨道，以往房地产市场“畸形”所压抑的消费潜力也将逐步释放。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异质性消费者的存在会直接影响到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本文基于异质性消费理论的最新进展，分别利用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CHNS)数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通过“准实验”方法和双资产生命周期模型模拟，分别从宏观政策检验和微观比例测算视角实证检验了我国消费异质性的程度和异质性消费者的比例。研究发现，我国居民存在显著的异质性消费行为特征，对以“家电下乡”为代表的内需调控政策具有显著的边际消费反应。经过测算，我国异质性消费者比例约为33.57%，且多数为具有一定数量资产的“富裕型”异质性消费者。这表明资产结构、资产交易成本对我国异质性消费者的行成具有显著的影响。
